《二十二》2017年 | 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唯一一部看过之后半夜想着它醒来，然后就睡不着的电影。它并未带给我巨大的悲切，却让我感受到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背后的人性与冷暖。之前看有人说剪辑得很糟糕，太平淡，看过才知那人是胡说八道，这部电影的剪辑非常用心。所谓的平淡，其实因为那是生活日常和老人们历经沧桑后的平静，即使流泪她们也不会嚎啕大哭（志愿者反而会），但八九十的时光，历经坎坷，又怎能用平淡来形容？她们的讲述，他人的讲述，日常的记录……很多细节就这样在半夜里跳出来，我想起这些，忽然理解了导演为什么要这样拍，还有那些他没有直说而是沉默在他人讲述中的那些话……夜不能寐
2015年10月5日 釜山电影节
2016年6月25日 莫斯科电影节
2015年广电总局放映许可证第012号
2017年8月14日 中国大陆正式上映
郭柯导演的第二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正式上映，距离上一部同样题材的纪录片《三十二》阔别了三年之久，其实这两部纪录片前后完成的拍摄属于同一个时间维度。在正式上映的前一周，全国13个城市总计36家电影院主动为该纪录片进行超前点映
有一个细节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在昨日8月15日，中午单位的食堂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日料寿司，恍惚间才明白过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当天看完猫司令写的观后感（关于对纪录片的文字描述我不允许称其为影评，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电影的范畴），我写了四个决定不看了。可是，我怎么可能完全说服得了我自己
印象最深的是影片最后的韦绍兰，今年她97岁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这句话我们并没有听韦绍兰亲口说出来，而是被郭柯用文字展现了出来。五年前郭柯就已经知道了韦绍兰。在记录拍摄《三十二》的时候，全国公开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为32位，这里要注意的是，公开。韦绍兰每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但是在拍摄《三十二》的那年冬天，韦绍兰包了一个100元的红包给拍摄组，说“给你们的妈妈买点吃的。”
韦绍兰1944年被日本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三个月之后，她逃回来了，但是她的丈夫对着她说，你还晓得回来？韦绍兰三个月一次都没有哭过，这一刻她哭了。她的婆婆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抓她去的。
过了一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想过要自杀而死，想喝农药。最终被她的婆婆劝阻下来，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生下来。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的这一年，韦绍兰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从小就被周遭人指着鼻子说是日本人的罗善学，至今谈过6个女人，却一直单身到现在。
郭柯的记录镜头到过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海南省，黑龙江省，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国“慰安妇”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公开道歉的案子，全部败诉。我自身十分羞愧，知道“慰安妇”的存在竟然是通过韩国的同名电影才知道。如果，我们连中国人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不去关怀和慰问，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要求别人的道歉？
山西的陈林桃老人说“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
“慰安妇”一词是由日本军所创造。在日本侵华的八年时间里，中国至少有20万的妇女先后沦为日本军的“慰安妇”。她们中绝大部分人被残害致死，侥幸生存下来的被当作“化学试验品”，有的苟且偷生。在《二十二》上映前的两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享年90岁。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在知乎上，郭柯自己用这样一句话形容为何要记录拍摄“慰安妇”。在郭柯的镜头下，影片从头到尾都是以几乎真实生活的平静镜头在记录。
2015年三月份郭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我妈刚才电话我，说我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恰巧这条朋友圈被张歆艺看见，她给郭柯留言：“怎么了？差多少？不行就跟我说，我有。”
张歆艺给了郭柯整整一百万，但在当时郭柯并未拿到拍摄《三十二》的许可证，但就这样在无数的阻力之下，我们在2014年和2017年的分别看到了《三十二》和《二十二》的纪录片。
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的对待使得她们耻于谈论过去，她们所承受的委屈也没有人真正的去关心过。她们不需要的是你两眼泪汪汪的怜悯和同情，也不是动辄成千上万的善款和物品，她们需要的是尊重，她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苦大仇深。
记得今年在上海跟唐糠导演见面聊天的时候说起过关于一部电影片末是否会观看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所谓的“彩蛋”，当然所有幕后工作名单放映，想必没有多少人会观看和关心。那天唐糠导演跟我说，这是尊重。当我看到30299名众筹名单出来的那一刻，我头皮发麻，全身鸡皮疙瘩起一身。
她们一生都在与时间和死神赛跑，但这场比赛注定会以失败收尾。
评论